在他看来，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是普遍道德原则，这不是儒家伦理落后之所在，儒家伦理之愚昧与落后在于其政治性内容。

在社会制度上，古代的儒学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皇权体制的人治本质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鲁国为中心出现了私学学派——儒家和墨家。

皇权只是把法制作为自己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所谓关学，是指由北宋时张载在今陕西关中开创的理学学派。在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理解上有所谓古文、今文之争，还受到所谓谶纬的影响。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一支来介绍的。儒学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化，它和宗教可以并存，能够吸取佛教、道教中的某些优秀思想，加以改造和转化（不是原封不动地搬来），使自身更加丰厚。

周人提出德和孝的伦理观，作为当时礼、乐文明的核心理念。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第二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礼记·礼运》篇：是故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郑玄注：革，改也。又《辩惑》篇引述《系辞上》的二人同心二句。《易大传》的刚健学说是老子守柔学说的反响，是对于老子守柔学说的纠正。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对自然加以适当的调整，使自然更符合人类的要求。

《豫》卦《象》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李土+痈《周易传注》据崔憬之说又加以引申说：易，变也，然必有不变者而变者以生。

《系辞上》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可见费氏《易》也是十二篇。《易大传》的辩证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丰富的最深刻的，对于后来辩证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乾元即乾之始，坤元即坤之始。《革》卦《彖》说：革，水火相息。他认为这四句是讲《周易》各卦旁通的道理。如果认为《系辞》的年代在史迁之后、昭宣之间，《序卦》在昭宣后，恐怕是疑古太勇，未免主观武断了。

宋代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开始怀疑《系辞》非孔子作，叶适继之，清代史学家崔述等又加以论证。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

第二，强调《易经》的卦爻体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包罗万象，包括了天地万物的一切道理而无所遗漏。这裁成辅相论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协调论，一方面要适应自然，一方面又要加以引导开发，使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协调起来。

这是引《系辞》的文句(《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易大传》重视变通，颂扬汤武革命。这是《大略》篇选录了《彖传》的文句呢，还是《彖传》抄录了《荀子》？我认为，这首先要看看《荀子·大略》篇的体裁。天空中可见之象，大地上众物之形，都显现出变化。《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貌，以类万物之情。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说：我相信《说卦传》以下三篇应该是秦以前的作品，但是《彖》、《象》、《系辞》、《文言》则不能出于秦前。

这也是一种唯物论的观点。(6)翟憬的解释深刻而明晰。

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即是太极。《象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个观点与唯心论者以变化为空幻是截然对立的，乃是一种重要的唯物论观点。

无对立即无变化，如无变化，对立也就不存在了。所谓《易大传》，是专指《系辞》，还是泛指《彖》、《象》等篇，文献不足，无从断定。这十篇的作者究竟是谁，已无可考。(2)如说《易》与天地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易》无思也，无为也，则是指《周易上下经》而言。

)四时的交替是变革，政权的转移也是变革。如果《宋玉赋》引用过《系辞》的文句，更足以证明《系辞》的年代不可能晚于战国。

根据以上的论证，可以断定：《系辞》和《彖传》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易大传》充分肯定世界的可知性，以为圣人凭借仰观俯察可以认识天下之理。

《系辞上》说：变而通之以尽利。太极之太是从老子所谓太来的，而添上一个极字，创立了另一个最高范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易大传》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观，以天人协调为最高理想，把扩充知识(精义)，改进物质生活(利用安身)与提高品德(崇德)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这里所谓革命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而是指以武力取得政权，改变礼节信式。常、无、有是三个观念。

二、《易大传》的本体论学说 《易大传》是《周易上下经》的解说，但它的解说却不一定合乎《周易》古经的原意。这是引《序卦》的文句，(《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

必须有所变动，才可以称为功业。对立两方面的最浅显的例子是昼夜，所以说通乎昼夜之道。

《文言》赞美乾说：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总之，《易大传》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